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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国在我的心中--临床检验中心 朱美财

    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浴血奋战,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伟大领袖毛主席庄严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国从此走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始了建设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新中国的征途。经过30年的建设,我国在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底子薄、基础差、尤其由于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十年动乱,使我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有了较大差距,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较低。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以邓小平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人提出了改革开放,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中国开始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壮丽诗篇。人民空军也从国土防空向攻防兼备型转变,在武器现代化、联合作战、后勤保障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我作为一名伴随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空军后勤战线的医学工作者,感受到我们国家日新月日的发展和空军的壮大。二00九年是新中国成立60年的大喜日子,也是人民空军成立、发展、壮大60年的光辉时刻。回想自己的成长是伴随着祖国的发展繁荣而逐渐走向成熟,我为祖国和空军的发展感到骄傲和鼓舞,也为能为医院和空军建设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感到由衷高兴。
    一九七七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作为在教育界拨乱反正的指标是恢复了高考选拔上大学,我当时正在上    高中一年级。负责给我们任课的三名民办教师中有两位参加了高考并被录取。我虽然在学习上一直名列前茅,以前只知道学习好可以当一个有知识的农民并不知道还有什么其它用处,有了高考才知道还有上大学的希望。一九七九年我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三届考试,并获得了高于录取线的分数。在填报志愿时,我心想工业电子专业和自动化专业是国家建设最需要的专业,并且我喜欢物理学,所以填报了山东工业大学。但因分数较低而没有录取,最后被第四志愿学校昌潍医学院(现在的潍坊医学院)录取。昌潍医学院虽然在医学院校中属于二类水平,但是文革后恢复高考和拨乱反正使一大批在文革中受到不更正待遇的老专家恢复了教学和科研资格,社会上倡导的重视知识、尊重人才、和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的氛围,使学校形成了重视基础教学、学生刻苦学习的良好学风。我们第三届大学生虽然年龄比第一、二届大学生小,社会经历比较少,但是也同前两届大学生一样,发奋学习,刻苦钻研医学理论。生活学习条件差,冬天没有暖气,饭菜也是刚够温饱,都没有影响同学们的学习热情。有一首歌:“年轻的朋友们,我们来相会,举杯赞英雄,光荣属于谁,为祖国、为四化、出国多少力,光荣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唱出了我们的心声。而“天之骄子,国家栋梁”的比喻也给了我们无比的自豪和为国家贡献力量的勇气和希望。通过系统的医学知识的学习,我认识到现代医学外科学依靠手术为主要治疗手段,内科在诊断明确后主要通过药物治疗临床病人,所以对药理学我特别重视。学院的药理学教学也很有特点和启发性,使我对药理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所以我后来报考了药理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
    一九八三年我毕业分配到了胶县卫生进修学校任教师,前三个月先到胶莱镇卫生院帮助工作,使我对基层医疗单位的医疗条件和工作有了初步了解。在值夜班的时候我要独立处理病情。有一位失眠的患者,长期服用氯丙嗪,致使出现了脖子不停地向一侧抽搐的症状,医院里的所有医生都不能解释出现这个症状的原因,我通过分析氯丙嗪的药理作用机制,判断可能是由于大脑黑质-纹状体系统平衡失常引起的,所以开处方用阿托品治疗,病人的症状消失了。镇医院的院长问我治疗的原理,我给他做了解释,他很满意。还有一个病人因为急性胃肠炎导致严重脱水发生了昏迷,我利用在医学院里学习的纠正水电解质紊乱的知识,采用两条静脉输液管,在一夜里给他补充了两万毫升液体,挽救了他的生命。三个月后,我回到了学校,负责学校的生理学、生物化学、药理学教学辅导以及在胶县中心医院内科代教实习学生的工作。
    一九八五年我被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毒物研究所录取为生化药理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导师是现在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孙曼霁教授,做的课题是与有机磷毒剂中毒有关的胆碱酯酶活性区域的单克隆抗体的研究。军事院校的正规训练使我完成了普通公民到军人的转变,崭新的科学知识和良好的科研条件,使我进入了医学科学研究的殿堂。我们关心国家大事,为我国体育代表团赢得比赛而欢呼,也向上级积极要求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前沿战斗。我们查资料,认真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夜以继日地忘我地进行科学实验。最让我铭记在心的是我刚进入实验室时导师对我严格的要求。当时实验室中的进口自动加样器是稀有设备,导师给我仔细讲解加样器的使用方法。为了防止实验中的试剂污染,导师在做实验时将试管壁四周用蜡笔标记上记号,每一个移液管对准一个加样点。我在做实验的时候,老师就不动声响地站在我身后,观看我的操作。我每次做出了有意义的实验结果,导师都让技术员老师重复一遍,看看结果是否能重现。写出的实验论文,老师总是帮我改了又改,我们一起反复推敲词句和结论。老师说:“印刷出来的论文就是白纸黑字,想改也来不及了。”这些都养成了我严谨的科学作风。一九八八年我硕士毕业,撰写的两篇论文发表在《中国药理学与毒理学》杂志上,以后作为主要内容之一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同年我考取了军事医学科学院放射医学研究所方允中教授的生物化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并继续在孙曼霁教授指导下做有关人乙酰胆碱酯酶的博士课题。有一天,导师将我和实验室内的其他学生叫到一起开会,传达他的导师周廷冲教授的要求,“宁愿两袖清风,也不要干违背学术道德的事。”原来美国一个诺贝尔获获得者的学生在国际著名的“自然”杂志发表论文后被证明造假,此时被中国科技刊物报道出来,引起了老教授的重视。孙曼霁教授也要求我们“宁愿两袖清风,也不要干违背学术道德的事。”一九九一年我博士毕业,我的两篇博士论文也发表在《中国科学B缉》和《科学通报》上。
    一九九一年我分配到空军总医院临床实验科工作,医院的科研工作刚开始起步,科研条件差,我和科内同志一起克服困难,开展了人脑乙酰胆碱酯酶的芳基酰胺酶研究,抗肌酸激酶单克隆抗体研究等课题。实验室内没有冷柜,我们就利用冬天在病房大楼的顶层作冷房,穿着大衣作实验;没有蛋白核酸检测仪和自动部分收集仪器,我们就一管一管的用手收集柱层析液,纯化蛋白质。在医院领导支持下,实验条件逐渐得到了改善。我负责的课题“人脑乙酰胆碱酯酶及其单克隆抗体”在一九九四年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怎样依靠科技创造经济效益,体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将我在研究生时期学习到的药理学和生物化学技术结合起来,我们开展了“人用脑活性多肽”、“肝细胞生成素”和“基因工程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研究”。“人用脑活性多肽”、“肝细胞生成素”获得了国家生产批号,累计创造了300多万元的产值。一九九四年开始我负责医院临床实验科的工作,由于科室在基因克隆、基因诊断、单克隆抗体技术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被评为空军分子生物学研究中心。
    一九九六年四月,我在孙曼霁和周廷冲教授的推荐下,经医院批准到美国纽约康奈尔大学作细胞生物学博士后研究。我做的课题是视网膜变性的分子机制研究。经过了一个多月的时间,我很快就适用了美国的生活和实验室工作。我的导师是一个台湾毕业的年轻教授,对中国大陆的事情既感兴趣又不十分了解情况。有一次她问我,“听说你们中国的论文甚至连学分都有假的?”,我坚决地告诉她:“我从不造假。”我便把孙曼霁教授要求我们“宁愿两袖清风,也不要干违背学术道德的事”的经过告诉了她。她听了后很惊讶地对我说:“你知道这件事发生在那里吗?”,我说:“不知道”,她说“就发生在隔壁,洛克菲勒大学”,“你知道怎么处分他的吗?”我又说“不知道”。她告诉我“先是开除了他的公职,禁止他十年内申请科研基金,后来他拿出了一些证据,便保留了他的公职,但是禁止他十年内申请科研基金的处分没有改变。”接着她又说“我们花费的科研经费是联邦政府的钱,做的所有科研工作要仔细记录下来。”这又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学术道德教育课。由于我踏实的实验技术基础和勤奋的工作,很快得到了导师的认可和好评,也学到了很多先进的实验技术。两年中我参加了四个新基因的筛选和功能研究,有一个基因以我为第一作者登录在美国的基因文库中。以后在美国生物化学杂志和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文章。我在美国期间经历了美国总统改选,克林顿连任第二届总统,盐湖城奥运会,一九九七年庆祝香港回归祖国纽约华人 大游行等。我国体育健儿在美国盐湖城奥运会上取得的优秀成绩使我倍感自豪。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为了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旅美学者和华人在纽约百老汇大街组织了万人参加的彩车大游行。浩浩荡荡的队伍手持五星红旗,带着印有五星红旗的帽子,高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的口号,从北向南走到曼哈顿的南头。我走在游行队伍中,感受到的是中国正在走向强大。路旁有少数支持台湾独立的人员看到支持大陆人士壮观的阵容连口号都不敢喊了。我和我爱人一起参加了游行并录了像作为珍贵的记录。
    美国纽约市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典型的缩影。曼哈顿华尔街高楼林立,是全世界的股票交易和金融中心;联合国总部大厦、世界贸易中心及各国驻纽约总领馆等在世界贸易和政治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也有百老汇歌剧院、各种博物馆和大学等文化教育机构。每年有国庆节、圣诞节、万圣节等有好莱坞演员参加的各种游行活动,国庆节的夜晚有盛大的烟花表演。时代广场每年新年都举行苹果彩球迎新活动,吸引几万人前来观看。既有漂亮的中央公园、美丽的滨河大道,也有在路边躺椅上留宿的无家可归者。所以有人说纽约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地狱。我感受到了先进科技支撑下的美国创造的极大的物质财富,了解了追求更高、更强的美国精神,学习了美国高效率、精益求精、遵守规则的工作方式。但是也对美国标榜的自由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那就是在遵守法律下的自由。我所在的纽约第一医院有协作关系的富拉星医院因为效益不好解雇了几名护士,护士所属的工会组织了抗议演说和游行。警察拉起了警戒线、架起了木马,游行的人群在规定的范围内又喊口号又发传单,但是不允许超越警界线,不能影响正常的交通秩序。我作为学校的雇员接到了一封解释这个情况的信件,内容是富拉星医院不归纽约第一医院直接管理,从另一个角度考虑,假如裁减几个员工能挽救医院,那也比不裁员工而医院倒闭全部人员失业好。要求我们不要同游行人员接触,遇到问题及时向学校保安联系。美国是一个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但是在美国的主流媒体上没有对宗教的宣传。那是因为美国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则,宗教不干预政治。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采访达赖喇嘛的报道画面,当我看到达赖喇嘛面对镜头回答提问时狡诘的眼神,心想只有一个抛弃祖国靠他人施舍度日的人才会有那样的表现。
    美国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国家,大多数美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热情友好,他们对中国发生的事情非常感兴趣,但是又不完全了解。美国的主流媒体在一段时期内处于猎奇和职业习惯多报道有关中国的负面新闻,这使得许多没有到过中国的美国人对中国的发展状况产生了误解。八十年代中国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国家比较贫穷,我去美国的时候中国经过了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国家经济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但实验室的美国同时还会问:“听说中国很穷?有人还没有衣服穿?”我回答他们:“中国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过了几天,又有一个同事问我:“中国很富,唐人街上金店里的首饰,都被中国人买走了。”我告诉他们:“中国还没有富到那种程度,能到美国来旅游的人,只是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可见由于中国处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外对中国发展的确切情况很难准确的判断。回国前我到佛罗里达迪斯尼乐园参观,每一个国家有一个主题展馆,在中国的展馆的门前有一群少年表演杂技,在展馆中有一个三百六十度环形影院,播放着一个来自唐朝的中国人,从过去到现在的历史,穿插着各地风光的介绍。但是现在的画面是七十年代刚开始改革开放的北京天安门广场的场景,人们穿一样的的青色的衣服,骑着自行车穿过广场,除了几辆老旧的公交汽车外,没有现代化车辆。这使我感觉到能将快速发展中的中国实事求是地介绍到国外,对于促进中国的发展和世界人民对中国的认识和交流是多么重要。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谢绝了美国导师的挽留,也婉拒了孙曼霁教授让我回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建议,尊照空军总医院领导的指示要求按时回国。实验室的同事们热情地拿着鲜花到首都国际机场去迎接我和我爱人,使我感到了亲情和温暖。但是回国后的现实与我在美国的想象有较大的反差。刚下飞机我就感到北京被黑色的污染气体笼罩着,呼吸有点憋闷。在美国看到纽约医院漂亮的花园就想我们医院里也有这样的花园。但真的看到了我院的小花园就感觉出了差别。住房条件较差,工资水平和国外相比也很低。当时地方公司和企业的收入水平比在部队高很多,曾经有好心的同事介绍我到地方企业以比较优厚的待遇作技术主管。但是我热爱空军总医院临床实验科这个研究集体,不愿意离开已在工作中建立起深厚感情的同志们。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我申报了军队回国人员科研基金、医院科研课题,以后又申请到了全军十五基金,与科内同志一起完成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的临床试验。刚回国的几个月身体不适应,一直咳嗦,怀疑是结核,最后经CT扫描证实胸膜增厚,我才明白是对空气污染过敏造成的。随着北京市冬天取暖锅炉燃煤改为天然气,和汽车燃油洁净标准的提高,北京的污染状态逐步得到了改善,我的过敏症状也逐渐消失。北京是一个缺水的城市,到了冬春季节,因为干燥和大风而出现沙尘天气。这让我想起了纽约的街道清洁使用水冲刷而没有灰尘。有一次,北京市科协推荐我作为专家到北京电视台讨论解决北京市缺水的对策,大多数专家建议应该提高水价,节约用水。我建议节约用水固然重要,但是应该开源节流并举,我非常支持南水北调的倡议。同时我也向电视台推荐引进国外的科学探索电视节目,向大众传播有趣的科学知识和理念。不久以后我从报刊上看到了国家正式批准南水北调工程的项目,也在电视上看到的科学探索频道的电视节目。
    二00三年突如其来的非典型性肺炎袭击了北京,我根据医院领导的要求密切跟踪国内外研究进展,很快同国外科研单位取得了联系,得到了非典冠状病毒核酸扩增的阳性对照。在医院的支持下,成立了非典型肺炎病毒检测小组。实验材料缺乏,没有合适的咽拭子采样棒,就到渔具店买来塑料鱼漂,去掉油漆、卷上尼龙棉,无菌高压后使用。与临床医生一起,检测了非典疑似患者三十多例,检测出七例非典冠状病毒阳性患者,发现这七例患者病毒没有变异,在患者淋巴细胞中也检测不出病毒,撰写论文两篇发表在我院学报和航空医学杂志上。北京市科协组织专家讨论防治非典的对策,我提出应该坚持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的方针,在有关媒体上也作了报道。二00四年我负责研究的基因工程新药“注射用粒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获得了国家批号。二00五年完成了转让生产获得转让经费186万元。随着医院要求我科从以科研为主转向为以临床检验工作为主,我同科内通知一起积极开展免疫检验和基因检验项目,先后开展了尿液特定蛋白、HLA基因配型等新技术新业务,至二00五年科室检验每年的毛收入由五十万元增加到三百万元。
    二00六年五月由于医院编制压缩,临床实验科、检验科和核医学科的放射免疫部分合并成立了临床检验中心,我的主要工作任务转向了检验工作。现代西方医学是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检验学在疾病的诊断、预防、疗效观察等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在医院领导支持和临床检验中心全体同志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加快检验速度、缩短发报告周期、加强信息化建设、方便病人取化验单。认真执行危机值报告制度,及时与临床沟通,编写了标本采集表和《检验手册》,修改了参考值范围。开展了四十多项新的检验项目,检验质量、数量和经济效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加快检验速度、缩短发报告周期、加强信息化建设、方便病人取化验单。飞行员是我们空军总医院医疗服务对象中的特殊群体,检验结果对飞行员选拔和身体状态评价中有重要影响,所以对飞行员检验结果的可靠性及临床意义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课题。曾经有段时间因为军队飞行员和地方飞行员收入反差大而使个别人想通过检验证明自己符合离开飞行部队的条件,我都教育大家认真把好检验质量关,确保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为了方便部队官兵检验,我们始终坚持军人优先的服务理念,圆满完成了空军招飞体检和高性能战机飞行员选拔的检验任务。我撰写了《检验学在军事航空医学中的应用》论文,在全军军事医学检验会议上进行了交流。二00七年临床检验中心通过了北京市临床检验医师基地的验收。现在正按照ISO15189要求进行标准化建设。在完成检验工作之外,我和科内同志一起开展了“自体黑素细胞移植治疗白癜风”取得了非常好的治疗效果,论文发表在《中华皮肤科杂志》上,有关内容在解放军报进行了报道。二00八年五月突如其来的大地震袭击了四川汶川,我们临检中心全体同志积极要求去汶川前线,并响应号召捐款捐物支援地震灾区人民。一名同志参加汶川灾区医疗队圆满完成检验任务并受到嘉奖。我和赴灾区的同志撰写并发表了《检验在地震灾害中的应用》及《临床检验在地震灾害中的作用和启示》两篇论文。二00八年九月举世瞩目的奥运会在北京召开,我科有一名同志参加了兴奋剂检测工作并被评为空军后勤系统支援奥运先进个人。
    在完成本职工作之余,我自一九九四年开始担任北京微生物学会医学为生物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以后相继担任了空军检验和分子生物学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微生物学会常务理事、北京微生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微生物学会理事、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中华航空航天杂志编委会委员、解放军分子生物技术委员会委员、解放军医学检验委员会常务委员、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和军事医学科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等学术兼职。举办了多次学术讲座,带领学会和医务人员到农村、学校、工地作科普讲座和送医下乡,积极地通过学会向北京市科协提出专家建议。被北京市科协评为1998-1999年度先进工作者。
    我是一九九一年从军事医学科学院分配来到了空军总医院从事科研和检验工作。与军事医学科学院相比我院是以临床医疗为主体的医疗单位,在科研条件、经费申请和资助强度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尤其我院不是教学单位,不能自主招收研究生,加上研究方向受到医院发展不同阶段的要求不同而发生变化,这些都对我科研成果的产出产生了一些影响,使我与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工作的同学之间的进步速度拉开了差距。但是我热爱空军,热爱空军总医院。记得我负责检验科工作不久,正在门诊检验室采集指血标本,军事医学科学院的一个同学问我在干什么,我说正在做血常规检验,他说“你这不是浪费吗?”我说“这就是我的工作”。我非常关心空军的发展,认真学习空军卫勤知识。每当我代表医院和空军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也非常自豪自己是空军中的一员。在歌唱比赛中我最爱唱的歌是“我爱祖国的蓝天”。我最喜欢听的歌曲是“空军进行曲”。
    经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国家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一九七八年的3000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二00八年的30万亿元人民币,按可比价格增加了16倍。国家外汇储备已达到两万亿美元,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北京奥运会的召开使世界人民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建设成绩感到惊奇和赞叹。但是我国人口多,按人均收入离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而且在经济发展中资源消耗大、科技含量低、环境污染重,所以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三十年弹指一挥间,当我在中央电视台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歌曲中听到“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为祖国、为四化、出国多少力,回想心中可有愧┅”心中无比感慨。似乎这首歌就像昨天在我耳边唱响,转眼间我已从一个鲁莽少年过了不惑之年。正是在党的改革开放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每一个人在各自的岗位上勤奋努力、为祖国建设奉献着自己的知识和力量,我们国家才有今天的繁荣发展。三十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举世注目的,虽然我们在前进中还有全球金融危机等困难,只要我们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改革开放,落实科学发展观,相信再过二十年中华民族必将以崭新的面貌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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